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外部约束表现为生态资源的可承载力，内生动力则与人们的环境意识、环保行动息息相关。因此，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行动主体，需要从增强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着力培育绿色中坚力量、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创新环境治理实践等方面构建起生态文明的绿色社会基础。
环境意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看法的总和，是激发人们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跟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在传统工业社会，人们的环境意识尚未萌芽，为满足生活发展需求肆意征服自然、抢夺资源。迈入21世纪之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推动人的社会行动与环境意识的自然融合，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模式刻不容缓。
增强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环境改变是一个物理或化学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否构成“问题”，取决于“社会”，即社会对环境改变的“定义”，环境意识因此而萌发。环境意识能够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观”或者“社会”根源，它与物理或化学的环境数据相对照，共同反映社会所面临的环境状况。其次，践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环境保护行动，但从意识到行动还受到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如制度安排、文化环境以及行动者心理等，需要将培育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这一社会行动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从而促成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更好理解，同时得到有关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规律性认识，以便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随着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以来，中等收入群体和精英群体在推动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确定社会结构中的绿色社会群体，有助于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所扩大，该群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功能。当前，我国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存在结构性差异。许多实证研究指出，社会上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享有更高的社会职业声望的群体更倾向于关心和保护环境。这些群体的社会表征符合当下我国中坚力量特质，这一群体也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军。当一个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占多数比例时，他们的绿色消费就成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庞大稳定的结构性力量。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加注重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力量，着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以其绿色消费作为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先导力量。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为推动绿色发展，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政策规范。不可否认，宏观的环境政策对于促进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很多环境保护政策都具有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强制性约束的特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遭到扭曲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需要将贯彻落实环境政策的落脚点放置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社会行动中，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把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限制在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涉及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有行动模式的全面变革，需要以整体性的眼光来协同推进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全社会共同转变发展观念，在生产中通过观念塑造、技术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等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同时，加大保护自然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普遍的行动自觉，唤醒广大公众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自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以来，社会依靠技术的力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全方位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全球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的频发，人与环境的矛盾变得突出。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社会对环境治理的技术与实践的关注也逐渐升温。
环境治理实践是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需要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实践。环境治理实践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不仅需要从公众的环境意识与行为方面进行引导和提升，还需要在制度机制等方面作出全面调适。首先，创新决策制度。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环境治理实践的总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形成符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着力提高绿色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健全促进绿色低碳生活的相关制度，完善用水用能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广普及提供硬件支撑和机制保障。其次，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实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建设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开展联合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设立跨区域行政联席会议制度，协同处置跨区域环境污染事件。最后，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环保行动，形成推动绿色低碳的文明生活风尚。积极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绿色能源替代、鼓励绿色消费等措施。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数字化平台，及时公开环境信息和有效反馈公众提出的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迈向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社会过程，因此需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首先，增强公众环境意识是推动社会绿色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环境意识，才能有相应的环境保护行为。其次，明确社会中哪些群体更加关心和爱护环境，从而培育主导绿色消费的结构性基础。再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离不开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在全社会中倡导绿色消费，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后，环境治理实践离不开制度创新，需要从决策、管理等方面创新制度，健全公众参与监督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绿色社会基础，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事事环保、时刻崇尚生态文明的环境意识和行为，最终汇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